九月除道，十月成梁（《周语》中，单襄公引《夏令》。韦昭曰：「《夏令》，夏后氏之令，周所因也。」）。

唐叔之世，将如商数（《晋语》四，韦昭注：「瞽史，知天道者。」）。

晋武帝急意平吴，乃用轻裘缓带，以道素自居之羊祜。终祜之世，竟不能以得吴。顺人情，达天理，识事机，深哉，武帝之为计也！是时接鼎峙之后，鲁肃、周瑜、曹仁、诸葛诞之徒，馀习未远。又亲有事于蜀，钟会、邓艾之徒，以兵力取办。石城以南，义不事晋；襄阳以北，义不事吴。如是而欲以兵力取之，与人情衡决矣。虐斯人以取天下，自有生民以来，天理不与，当事之几，未有甚于此时者。祜之闻命，非他人之所与知也。是以据险要而建五城，帝不以为专；略吴儿而还其家，帝不以为异；步阐之败，止于左官而已；寇略户口，止于诏诰而已。犹之可也，身为晋将，出军行边，何至擅过吴境？刈谷为粮，已乃计其所值，偿之以帛，思有以结吴人之心，而直为是不可及之事。祜号当世颜子，人固贤矣，于其中而加详焉，不可谓非计也。人徒见杜预代祜，不二岁而包举江表。考预行事，亦非大谬于义。使祜以此得之，亦何不可？孙皓有亡国之徵，岂应迟久？意者祜在襄阳，犹有缓而不切之叹。不知武帝有志之初，南土士女犹未有箪食壶浆之意，国力尚强，群贤犹在。祜以仁厚胜之，犹足以感其善意，勉用陆抗。德齐地丑，其后情欲不忍，真心发露，营缮迁徙，自困其力。陆抗、华覈之徒相继陨命，韦昭、车浚以无罪见杀。孙皓虽帝，其国已虚矣。预乃反祜计而用之，吴人不悟，表还张政之俘，非昔者馈药之意矣。伪入孙歆之帐，非昔者降邓香之意矣。祜之朝夕思虑，岂一日而忘吴？罢吴人之戍，减警逻之卒，垦田至八百馀顷，积粮至十馀年之备。虽有荀勖、冯紞之辩口，不足以屈其辞；王衍、王戎之宿憾，不足以害其德。天下之谋人未有善于祜者也。预定律令，则取其直；评考课，则取其简。为度支尚书，立籍田，复常平，较盐运，制课调，安边重谷，处军国之要，内以利国，外以胜敌，其人品不碌碌，自是平吴之手。晋无羊祜，预为独步矣。祜病而能举之，武帝信而能用之，预受命而卒能之。终始十馀年，立大功业，不必出于其手，在此一举，关系甚大，非削平祸乱之常规也。按三国鼎峙，而晋受魏禅，未几而平蜀，又未几而平吴。其平蜀也有后悔，其取吴也有远图。识事量力，知武帝非常主矣。惜其见于外而不睹其内，用祜于外而不暇乎其内也。祜之言曰：「取吴不须臣自行，但取吴之后，当劳圣虑」。知此则知用祜之不尽矣。

其于学人皆如凤如龙（《文选》韦昭《博弈论》注）。

囚荷恩见哀，无与为比，曾无芒氂，有以上报，孤辱恩宠，自陷极罪。念当灰灭，长弃黄泉，愚情慺慺，窃有所怀，贪令上闻。囚昔见世间有《古历注》，其所纪载既多虚无，在书籍者亦复错谬。囚寻按传记，考合异同，采摭耳目所及，以作《洞纪》，起自庖牺，至于秦、汉，凡为三卷，当起黄武以来，别作一卷，事尚未成。又见刘熙所作《释名》，信多佳者，然物类众多，难得详究，故时有得失，而爵位之事，又有非是。愚以官爵，今之所急，不宜乖误。囚自忘至微，又作《官职训》及《辩释名》各一卷，欲表上之。新写始毕，会以无状，幽囚待命。泯没之日，恨不上闻，谨以先死列状，乞上言秘府，于外料取，呈内以闻。追惧浅蔽，不合天听，抱怖雀息，乞垂哀省（《吴志·韦曜传》）。

甘蔗椑柿，榛栗木瓜（《御览》九百七十一引韦曜《灵阳武赋》，列于潘岳《闲居赋》之前，知「灵」是「云」字，即赋之重出。）。

薛莹、王蕃，器量绰异，弘博多通；楼玄清白节操，文理条畅；贺劭厉行贞洁，机理清要；韦曜笃学好古，博观群籍，有记述之才。胡冲以为玄、劭、蕃一时清妙，略无优劣；必不得已，玄宜在先，劭当次之。华核诗赋之才，有过于曜，典诰不及也（《御览》四百四十五。）。

孤之涉学，群书略遍，所见不少也；其明君暗主，奸臣贼子，古今贤愚成败之事，无不览也。今曜等入，但欲与论讲书耳，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。纵复如此，亦何所损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，以此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备之，不须曜等然后乃解也。此都无所损，君意特有所忌故耳（《吴志·嗣主休传》。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、博士盛冲讲论道艺，曜、冲素皆切直，布恐入侍发其阴失，令己不得专，因妄饰说以拒遏之，休答曰。）。

曜运值千载，特蒙哀识，以其儒学，得与史官，貂蝉内侍，承合天问，圣朝仁笃，慎终追远，迎神之际，垂涕敕曜。曜愚惑不达，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，而拘系史官，使圣趣不叙，至行不彰，实曜愚蔽当死之罪。然臣慺慺，见曜自少勤学，虽老不倦，探综坟典，温故知新，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，外吏之中少过曜者。昔李陵为汉将，军败不还而降匈奴，司马迁不加疾恶，为陵游说，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，欲使毕成所撰，忍不加诛，书卒成立，垂之无穷。今曜在吴，亦汉之史迁也。伏见前后符瑞彰著，神指天应，继出累见，一统之期，庶不复久。事平之后，当观时设制，三王不相因礼，五帝不相沿乐，质文殊余，损益异体，宜得曜辈依准古义，有所改立。汉氏承秦，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，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。又《吴书》虽已有头角，叙赞未述。昔班固作《汉书》，文辞典雅，后刘珍、刘毅等作《汉记》，远不及固，叙传尤劣。今《吴书》当垂千载，编次诸史，后之才士论次善恶，非得良才如曜者，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。如臣顽蔽，诚非其人。曜年已七十，馀数无几，乞赦其一等之罪，为终身徒，使成书业，永足传示，垂之百世。谨通进表，叩头百下（《吴志·韦曜传》）。

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叙录功美，垂之无穷。汉时司马迁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与六经俱传。大吴受命，建国南土。大皇帝未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项峻始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差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及臣五人，访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备有本末。昭、广先亡，曜负恩蹈罪，莹出为将，复以过徙，其书遂委滞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浅才劣，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己，若使撰合，必袭孚、峻之迹，惧坠大皇帝之元功，损当世之盛美。莹涉学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莹为冠首。今者见吏，虽多经学，记述之才，如莹者少，是以凄凄为国惜之。实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编于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后，退填沟壑，无所复恨（《吴志·薛综传》。皓下莹狱徙广州，右国史华覈上疏云云。）。

议曰：臣闻皇坟帝典，咸述于徽谟；玉鐀金函，悉储于美号。然史记五帝之寿，于古独高；而商称三后之年，历书有永。盖履位既久，则膏润之被也必深；而享国既长，则治功之凝也必盛。唯功德之兼茂，宜名号之益章。恭以熙朝上承尧运，仁皇御历四十二年，高宗中兴三十六载。伟淳熙之继体，亦四七以承休。逮我先皇，垂及三纪。羲昊而上，莫可订详；诗书所编，于斯为盛。昭德作谥，宜鉴在兹。恭惟大行皇帝梦日开祥，神光阐瑞，万善众美，天授神钟。迹其登贤聘逸，消庸斥回，放勋之明也；欢奉两宫，善述前志，重华之孝也；食不御珍，衣常屡浣，大禹之俭也；阴燠小愆，露祷清禁，文王之畏天也；未昕视朝，暑寒不变，宣王之勤也。视民若伤，念兵若己，敬大臣，恤小民，察迩言而莫惑，堲谗说而不行。郊庙迭举，以隆报本之心；亲幸儒宫，以示右文之化。日惟一讲，肇始再临，录宣圣之后，赐诸儒之谥。奥学上窥于轩昊，飞毫俯烂于云章，既书《说命》以赐辅臣，复翰《无逸》以置座右。蠲两浙丁钱之困，减江东折帛之重。建学以厚宗枝，锡庙以表忠节。苑囿不脩，游幸绝迹。禁令特严于金翠，仁心下逮于肖翘。闻民食之稍艰，即发丰储之廪；念民生之不易，数捐内帑之金。凡帝轨王涂，圣言哲行，若脩身之三德，暨为治之九经，无不躬蹈而力行，积久而不懈。用是纯德上格，寔意下孚。五雨十风，群生茂豫；冰天桂海，爱戴同心。重译鞑靼，连岁输忱，四世金雠，绝币不与。粤自南渡，块土未还，今也名若魏梁，大若齐鲁，略河以北，循山而东，奉图职方，请印少府。而又中土人心，影从风动，豪士则挈州送欸，黔民则襁褓归仁。列处边亭，凡数百里，万艘馀粟，沾及伧荒。矧其传国古玺，元祐宝章，与夫荐天之璧，祀庙之器，爵尊𤨴珂，钟律铿锵，列玉大圭，尽归广内。边吏不绝受，史馆不绝书。履德于践阼之始，收功于真积之馀。巍巍煌煌，光洗六合，如清风戒晓而白日升，如蛰雷起春而应龙奋。良由德盛于身，故功显于世，本末有第，非倖而致。仰惟玩志穆清，观道昭旷，宜千亿岁，比算三皇。顾以求衣中宵，忘食过旰，焦勤圣体，寖爽天和。既愆豫于逾旬，尚临朝于一日。若与臣子永诀仙凡，自是广庭不再清跸，三灵为之色变，万宇为之心摧。初玉几甫凭，亟命圣子，丕承大统，盛德日新。谋惟先帝之诒，孝极慈帏之奉，而又首遵母后之训，必行三年之丧。付托得人，海邦胥慰。体天议谥，亟命末臣。臣是用循列圣之规，刺六经之制，阐章天之藻德，酌希代之隽功，合为徽称，用昭亿世。谨按谥法：功施于人曰仁，圣德广运曰文，知人能官曰哲，辟土斥疆曰武，接下不骄曰恭，继志成事曰孝。夫泽流方夏，馀被北方，非功施于人乎？道统既明，邪说自殄，非圣德广运乎？信贤逐佞，至明不惑，非知人能官乎？北方舆版，日衍月增，非辟土斥疆乎？群臣谒奏，竦躬危坐，非接下不骄乎？愤解百年，功光列庙，非继志成事乎？夫贤起有尧之野，万国咸安；舜躬天德之全，出宁四海。或遗大龟之宝，亦取安邦；或惟武功之图，亦贵能敉。然则宁之为义大矣哉！夫植显号，建鸿名，必也稽之事业，考之佥舆，关诸百圣而不疑，质诸鬼神而无愧，故荐于天而天心受，陈于庙而帝意愉。韦昭曰：王者无上，故于南郊称天以谥。大行皇帝尊谥宜天锡之，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，庙号宁宗。

《禹贡》一书，记禹治水本末、区画九州、任土作贡之事也。然禹之治水，当在尧倦勤之时、舜历试之际，宜谓之《唐书》而叙于《舜典》之上，今乃叙于此，而谓之《夏书》者，何邪？以其书乃夏史官所录耳。说者谓「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」，此史官之辞也；「禹锡玄圭，告厥成功」，亦史官之辞也。若夫自「冀州既载，壶口」，以至「讫于四海」，皆禹自述经行天下与夫用功先后。山川主名、草木之生遂、土色之黑白、田赋之高下、山之首尾、水之源派，纤悉登载，奏之于尧，藏之史官，史官略加删润，以成万世之信书。此说诚有理。盖冀为尧都，而所都近河，故禹于每州之下必言「浮于水，达于河」者，诚以每州规模方略经理既定，必自河还冀，以白于帝也。冀州帝所都，居水之下流，而河之患为甚，故禹之用力先焉，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为先后。水性下注，故治之之道当自下始。是故自冀而兖，兖而青，青而徐，徐而扬。又从扬以西而荆，荆而豫，豫而梁，梁而雍，雍地最高也，故最后于雍焉。当时之水为患最甚者，河为最，江次之，淮次之，而河之所行多在冀、兖、青、徐，亦下流也，被害为惨，故禹之功先施于四州，而河患衰矣。雍与豫虽近河，然下流既治，水亦渐消，可以稍缓也。故次于扬，次于荆，以治江与淮。江淮治而水患平，然后次于豫，次于梁，次于雍，以治江淮上流之馀患。此禹功之次序，而治水之本末也。禹于每州必陈其治水登山，从下而上，可谓详矣。然以其州境隔绝，山之脉络、水之源委，或绵亘于两州之间者，其足迹之所历与夫施功之次第，或未得以著见，故于九州之后，又复以其山之势、水之源而备言之。自导岍及岐，以至于敷浅原，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，所谓随山浚川，导山之涧谷而纳之川也。自导弱水至于东北入河，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，所谓决九州距四海，盖导川之流行而归之海也。然经言导山，独记雍、梁、冀、豫、荆、扬之山而已，而兖、青、徐之山不记焉，何哉？盖三州之山绝在东，河之东不与西属，各于其州见之矣，故不复赘言之。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导之者，水出于平原也，如弱水、黑水、沇水是已。有因山而导之者，水出于山谷间也，如嶓冢导漾、岷山导江是已。有其源甚远，而导之不及其源者，导河自积石是也。有其源甚迩，直由其源而导之者，导淮自桐柏、导渭自鸟鼠同穴、导洛自熊耳是也。河在北，故先言河；汉入于江，故先汉后江；济水发源河北，越河而南，与淮俱为四渎，故次济与淮；渭与洛俱入于河，故又后言之。天下之水多矣，而此举其大者言之耳。至于三江之说，不胜异同，颜师古以为中江与南、北为三；郭景纯以为岷江、浙水、松江；韦昭以为浙江、松江、蒲阳江；而王安石以为一江自义兴，一江自毗陵，一江自吴县。各据所见而言，莫知孰是。但东坡以为自豫章而下，会于彭蠡，以入于海，是为南江；自蜀岷山过九江，会于彭蠡以入于海，是为中江；自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过三澨，至于大别以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以入于海，是为北江。此说最为有据。盖尝纵观于彭蠡之口，今豫章之江所谓西江，而岷山之流为蜀江，导漾之水为汉江，论江之大无过此三江者。三江既皆入海，则震泽之区安得不定乎？至于九江之论，尤为不一，独《九江图》谓九江随水势而分，其间有洲，或长或短，别于鄂陵，终于江口，其论为不诬。盖尝自九江望之，直枝分派别为九江尔，非必有本原也。此《浔阳记》所以有乌江、蚌江等九号也欤！然其名号则起于近代，计禹时未有也，亦犹河有徒骇、马颊之名耳。河自积石至于大伾，率依山而行，自大陆以北，则出于平地。禹惧其冲突也，于是因地之形而逆设为九河，凡河之道则不建都邑，不为聚落，不耕不牧，以防其决，故谓之逆河，非谓九江同时并流也。虽然，考之《禹贡》，其间山冈之连属、水势之流演，有不可以简编求者甚多。如当时之水势，自江入海，自海入淮，自淮入泗，然后由淮泗以达于河。至吴王夫差掘沟通水，与晋会于黄池，而江淮始通。禹之时则未有此道也。孟子谓「禹疏九河，瀹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」，而说者以为孟子误指夫差所通之水以为禹迹。夫孟子去禹未久也，而犹不可考，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闻见，而求合禹之书，岂不大悖与？学者反覆《禹贡》之所载，参之以诸儒之所发明，而又详之以耳目之所接，疑则阙之，而无凿以臆度之说，斯可也。《禹贡》山川之势亦既略言之矣。至于九州，禹初别之，所以画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，极为详备。释《尔雅》者以为两河间其民气习情性大抵相近，故曰「冀」，冀者近也；济河之间其气专质，体性信谦，故曰「兖」，兖者信也；淮海间其气宽舒，其性安徐，故曰「徐」，徐者舒也；江南之民，其气躁劲，其性轻扬，故曰「扬」，扬者轻也；荆州之民，其气刚悍，厥性彊梁，故曰「梁」，梁者彊也；河南之民其气安舒，厥性宽豫，故曰「豫」，豫者舒也；河西之民其气蔽壅，受性多急，故曰「雍」，雍者壅也。然冀之北与边境接，傥不正其封疆，则将有猾夏之患，舜于是分冀之东北为营州，正北为幽州，西北为并州。方禹治水，冀之北境未有定域，故独于冀不言封界者，其以此欤？至于商之时则无青，并青于徐也；周之时则无徐，并徐于青也。名号更革，虽若不同，要皆不出于九州之域而已。水患既平，土性复故，人得稼穑，于是始作贡赋之法。考之于书，九州之田，雍、徐、青为上，豫、冀、兖为中，梁、荆、扬为下。九州之赋，则冀、豫、荆当其上，青、徐、雍当其中，扬、梁、兖当其下。何田与赋参差如此哉？盖赋出于田，而又参以土焉。曰「咸则三壤，成赋中邦」，此赋之出于田也；曰「庶土交正，厎慎财赋」，此赋之出于土也。赋出于田，参之以土，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与人力之勤惰而加审焉，此其所以错杂不同，而一归于当也。虽然，赋非天子所有也，诸侯用之以守邦国，以承王命，以讨不庭，圣人特为之差别尔。至于贡，则四方之入于王者。赋有常经，贡无定制，必曰锡命而后贡。后世举天下之赋悉输于大农，而所谓岁贡亦有一定之法矣。至于五服之说，亦不胜异同。贾逵、马融以为甸服千里，其外四服则二千里，相距为六千里。郑氏以为服五百里，乃尧之定制，至禹辟之，每服增五百里，四方相距为万里。盖禹之治水，其功在于平治山川而已，未尝用力于广拓封疆也。正使广拓土地三倍于尧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无述焉，何哉？况周之九服，《大司马》明言王畿千里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，相距为九千里，合王畿为万里。自国畿之外以至于卫，悉以封侯，其外三服则为蛮夷。是则周之土疆凡万里也。汉之土境，东西九千三百二里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，验其山川，不出《禹贡》之域，而里数不同者，盖《禹贡》据其空虚鸟道直而计之，而汉则以人迹所至而言之。故王肃以为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数，若回邪委曲，动有倍加者，正其意也。然则汉之土疆岂非亦万里乎，孰谓尧之土疆而止于五千里也？孔氏《正义》以为尧凡五服，服各五百里，为二千五百里，二方相距为五千里，以四面言之则为万里。王肃、马迁俱以为然。盖《禹贡》封域，历三代至汉初，一无所变更，则万里之数不应不同也。是皆先儒之说，故表而出之，庶几览者得其要云尔。

读《吴嗣主传》，见孙休好典籍，尝欲与博士韦曜、盛冲相与议论，时左将军张布恃宠擅国，惮曜、冲之直，于休有所开发，乃伪辞间之曰：「讲论妨政事」。休虽知学实为益，而率制于布，竟罢焉。嘻，吴三国之一耳，然休于布为君。古人谓以吾君为不能犹谓之贼，况尼其所为耶？布之奸迷甚矣。

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，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，祭法以文王为祖。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寻此旨宁施成王乎？若孝经所说，审是成王所行，则为严祖，何得云严父邪？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德之乐歌，若如摛议，则此二篇，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，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？又国语云：周人禘喾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。韦昭云：周公时以文王为宗，其后更以文王为祖，武王为宗。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，武王以武定而为宗，欲明文亦有大德，武亦有大功。故郑注祭法云：祖宗通言耳。是以诗云，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注云：二后，文王武王也。且明堂之祀，有单有合，故郑云，四时迎气于郊，祭一帝，还于明堂，因祭一帝，则以文王配。明一宾不容两主也。享五帝于明堂，则泛配文武，泛之为言无的之辞，其礼既盛，故祖宗并配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永元二年佟之建议，与王摛不同佟之又议。）。

五通之神，载屈原《九歌》矣，释氏崇之以护佛教。宝云寺在奉新县郛之内，切观观音一寮，顿寺之衷。寮之里有上善堂，绍定五年僧宗道所创，专以奉五通。晨熏夕烛，虔不敢懈。神兄弟二人，长曰云霄五郎，次曰𩲀魈五郎，其父曰东皇君，第行皆五，故后世讹而为五人。云霄五郎在《九歌》为云中君，𩲀魈五郎在《九歌》为山鬼，东皇君在《九歌》为东皇太乙。𩲀魈，独足鬼也。木石之怪谓之夔，韦昭注云：夔，一足鬼也。今越人谓之独足缫，又谓之山缫。魈、缫声相近，而韦昭吴人，所传当不诬也。按《澧阳志》：五通之神出屈原《九歌》，巫祝呼其父为太乙，其子曰云霄五郎、𩲀魈五郎。则流源可考矣。佛之立教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孔子以为西方之圣，又何假五通之护焉？世道愈薄，不言则不信，不化则不行，佛以慈悲，不假五通之威，则人必玩化欤？《易》曰：「分刚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」。此释氏之巧也，兹上善堂之所以不容于不创也。